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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. 竞争，不改变游戏规则：就算有十个老板（B1到B10），他们之间确实会竞争。但这种竞争，主要拼的是谁的成本更低、利润更高。要利润高，无非是压低工资（v）、或提高效率（用机器减少人工）。这恰恰会加剧我们上面说的过程：更积极地用机器替代人，更谨慎地控制工资。竞争的结果，不是工人工资向价值靠拢，而是工资被压向“活下去”的最低线. 竞争的结果，往往是垄断：在这场老板间的赛跑中，最终往往是那个最先用机器、规模最大、成本最低的老板（比如B1）胜出。其他落后的老板（B2-B10）可能破产，他们和他们的工人，最终都会汇入B1的工厂或失业大军。所谓的“自由选择”，对多数工人而言，最终变成了“选择为哪个垄断巨头打工”。

　　2. 法律的“立场”：法律本身并非悬浮在空中。在马克思看来，法律和政治（国家机器）本质上是维护其经济基础（即生产资料所有制）的工具。当资本积累与社会稳定发生根本冲突时，法律的“斩杀线”往往会清晰地划在哪一边？历史与现实反复上演的景象是：当工人组织起来争取更高份额时，常被斥为“损害经济竞争力”；当大资本面临危机时，却常能获得“大而不能倒”的救助。这背后的逻辑是：一个稳定运行、能持续产生利润的资本体系，是这套游戏规则存在的根基。法律的首要功能，往往是维护这个根基的稳定。